我想,我可能不是合格的记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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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获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华盛顿邮报》(The Post)里有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捍卫出版权的做法就是出版”,意思在任何情况下,记者必须捍卫知情权,即使再敏感的新闻,也必须刊登出版。无论是百姓或是权贵,都不能否决这一点。
但在一些时刻,我宁愿舍弃内心的求知欲,不去理会所谓的知情权。
曾接到一项任务,要采访某失明专业人士。采访前翻阅他早期受访的新闻,当时他表达内心渴望想要有个伴侣,一个不计较他残疾,愿意陪伴和守护他一生的人。
采访当天,心里一直纠结到底要不要询问这“敏感问题”。当时采访重点并不是在于他的私生活,而是他的成就;但在新闻角度,这问题的答案可能更具吸引力,更加引起关注和讨论。
不是说失明人士有伴侣是很特别,社会上许多失明人士都过得很幸福,残疾不是幸福的障碍。当时的忧虑,是因为担心问出这样的问题会让对方不适,甚至伤心难过,破坏原本美好的心情。
也很担心,若写出这问题的答案,不管快乐或是悲伤的结果,都会让整个采访重点被模糊。
是的,在知情权和同情之间,我更倾向后者。这或许是身为记者的不良示范。
那天来自砂拉越的女海军,不幸在演习活动意外坠机丧命,留下两名年幼尚不懂事的孩子,各界无不心痛惋惜。但这场悲剧节外生枝,有网民炮轰记者问些无聊且敏感问题,完全不顾女海军的亲友处于悲伤中。
我特地在社交媒体搜寻那段访问视频,当时有记者询问女海军的丈夫,两人是何时初见?拍拖多久后结婚?还有最爱吃老婆煮的哪些菜肴,在一起时有哪些甜蜜时光等等。单单听录音,还以为这是某婚礼现场,主持人访问一对新人的片段,接下来还有交杯酒和切蛋糕仪式。
网民觉得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过于冒犯,骂声一片,有记者以知情权作为藉口,强调记者有权询问任何问题,以满足大众的知情权。
对我来说,这不是尽责,不懂照顾受访者的情绪,是一种愚昧。
听过一名心理学家说,访问一个人不堪的过往,不是要挖掘疮疤,让对方再次陷入悲伤,而是让对方了解过去的坎坷造就更好的自己。当然,前提是要确定受访者已走出阴影,可以很自在地分享那段往事。
这很考验技巧,我还在学习的路上。但不管怎样,这世上每个人都需要保持同情心,在某些时候,尤其在不懂如何取舍的时候,记得做善良的事就好。
(星洲日报。砂拉越。情怀大地。作者:傅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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