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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店

太平前民选市议员王建林,乃六十年代迄今硕果仅存的政治人物,虽然只是一名市议员,但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坎坷传奇。如今采访他,为了留下其个人珍贵的太平地方历史资料。 其父亲王长印(1966年逝世,69岁),祖籍福建同安马巷珩厝村,父亲从中国南来,不曾受过教育,但懂得看报纸。母亲李英(英菜)是槟城娘惹,婚后在霹雳峇都古楼(Batu Kurau)附近甘榜巴野(Kampung Paya)小地方,向一位马来同胞租地开启一间小杂货店,无招牌。 父亲不会踏脚车,一星期三天,以肩挑担子到附近马来甘榜贩卖杂货,路程大约三四公里到甘榜知知加西(Kampung Titi Kasai)、甘榜色本乃(Kanpung Sempeneh),最远去到甘榜霹雳(Kampung Perak),挑了诸如糖、盐、油、咖啡粉、亚三膏、峇拉煎、面粉、罗哥草(烟草)等三十多样,每一样约一两斤,油则是一“珍”(四方铁桶,三元一珍)。 顾客们购买的份量很少,以五分或一、两角钱为多,普通杂货以旧报纸来包装,油则由顾客以玻璃瓶、铁罐、牛奶罐来装,一些顾客以物物交换方式来交易,他们会卖出树胶(小量约一两斤)、槟榔、白米或鸡蛋等等土产。通常都是满满两箩筐出门,也是满满两箩筐挑回来。 长印的杂货是向峇都古楼的“泉丰”(当地的批发商,祖籍福建同安,头家是陈道恩)杂货店批发来卖。其母亲则看守杂货店开门做生意,生活过得一般。 1940年,王建林诞生于峇都古楼,上有两位姊姊,下有两位弟弟和两位妹妹。 他身为长男,6岁之际,就读当地的光明华小一年级,由于聪明伶俐,获得跳班到三年级,又再跳班到五年级,前后只读了两年多的书。光明华小由当地一些商家每个月捐出一元来维持。 这时候,他见到 [vip_content_start] 父亲经常生病,又得挑担做生意。于心不忍,就退学协助父亲,他以不到十元的价格买了一辆大车架的脚车(男装脚车,车身处有横梁衔接,专供运载重物),当时年级小,坐不到车座上,只能以身体穿过横梁底下踏,一手夹住横梁,一手扶车手,协助父亲载货物。 去贩卖杂货时,担子不重,就由父亲挑着去,回时槟榔树胶很重,一部分树胶由他踏脚车载到甘榜知知加西卖给华人头家李九年的树胶店,此后父亲比较轻松,生活也比较好一点了。 由于王建林聪明会读书,父亲每经过李九年的店,身为学校董事长的李君,苦口婆心劝他给建林继续读书。而校长洪永锡则向建林说,他愿意代付学费,也可以到他的家来住。可是为了协助父亲,建林毅然放弃学业。 这时候他也帮忙杂货店生意,顾客群都是马来同胞,他们一次来会购买多样杂货,一般均为一两毛钱的,父亲包装好,建林协助将之逐一放进篮子里,一面放,则一面心算把价格一个个加上去,当全放进了,价钱也就算好,便告诉顾客总数是若干钱。可是顾客不相信,认为他都没计算如何会知道总数呢? 于是在怀疑之下,就向其父讨了一张香烟硬纸(包香烟的硬纸盒,通常都用于写东西做草稿纸),以笔写下货物价格,再逐一加起来计算,结果分毫无差,马来顾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一位小孩子都没计算就能知道总数,于是回去甘榜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到店里来买东西,顺便瞧他厉害的心算,个个皆称赞不已,无不啧啧称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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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11日讯)贩毒集团从邻国走私毒品入境,并藏匿在杂货店内,遭警方突击扫荡,起获总值34万6225令吉的毒品,3名本地男子落网。 新山北区警区主任峇维尔星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该警区毒品罪案调查组于本月5日约晚上7时,在士姑来大学城的一家杂货店展开扫荡行动。 他指出,3名落网男子的年龄介于22岁至29岁,其中包括29岁杂货店主,另两人则是朋友关系。 他说,该贩毒集团相信是从今年1月开始运作,警方在杂货店内起获1095.92克冰毒、1843.29克粉状爱他死、1073.25克大麻,以及其他相关物品。 他表示,警方也在现场充公4辆汽车和4辆摩托车,以及总值1000令吉现金,所有充公品总值24万8600令吉。 峇维尔星指出,上述毒品相信是供应给全柔黑市,一旦流入黑市,可供1万2697人食用。 他说,3名嫌犯的尿检对毒品呈阴性反应,但29岁嫌犯拥有1项刑事罪记录,22岁嫌犯则拥有1项毒品罪和3项刑事罪记录。 他指出,警方已将3名嫌犯带往新山推事庭,获准从本月6日至10日延扣5天助查,随后再获准从本月11日至17日延扣7天助查。 他表示,警方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调查此案,罪成者可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若没有被判处死刑,则会被判不少于15下鞭笞。 他促请民众若掌握滥用毒品活动的消息,可联系新山北区警区总部(07-556 3122)。 发布会出席者,包括:新山北区警区副主任阿兹罗、毒品罪案调查组主任莫哈末苏海里、查案官莫哈末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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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的小镇,贯穿着一条河流,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小镇叫多伟,我就叫她多伟河。多伟河是吉打河的分支,徐徐流动,流过小镇的主道旁,流经我家门前,绕着我家门旁,流向村后一个叫做“大港”的江流,“大港”是个波涛汹涌的水域,黄澄澄的水色,像条小黄河。 “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与妻房。” 我的祖父,从广东南渡,在吉打港口抵步,辗转来到多伟镇,几经努力,攒得两房三田,带着二房姨太太,在多伟河畔旁经营一家杂货店,宝号“罗再来”。其时运输主要靠船只,从吉打河流域来到多伟河,就在店前卸货,宽宽的河道,对映傍河而生的羊肠小道,稀稀落落的脚踏车与徒步的行人来来往往,共谱小镇风情。日据时代,杂货店被摧毁,祖父带着妻儿躲到林里避难,襁褓里刚出生几天的小叔,哇哇大哭,断炊缺粮的艰难关头,祖母只能摘下树上的香蕉,让婴儿充饥。3天后小叔再也不哭了,腹部圆滚滚的他,被乱葬在深山野林,在战后的太平岁月里,每逢节日祭祖,只有一炷清香,昭告他曾经的存在。 潮州人骨子里有着坚毅的韧性,战后祖父重振事业,“罗再来”重新营业。没想好景不长,原定要带着妻儿返乡探亲的祖父,就两腿一伸,撒手人寰,遗下只有6岁的长子扛起一家生计,珍贵的返乡证后来被珍藏在我们家的藏宝盒里。这6岁的长子,后来成为了我的父亲,杂货店的资源,没有一会儿就让大房的兄长搜刮一空,父亲和脚踩三寸金莲的祖母,艰苦地生活着,过早面临人性的各种真实面,拉拔两个年幼的妹妹长大。 差点错过了曾经的家门 在我年幼的时候,多伟河即便没有父亲口述的那么雄伟,船只已经无法驶入,然而在小小的我的眼中,依然是条大河。一旁的道路为了适应汽车时代的到来,愈见宽敞。儿时最大的乐趣,就是下河玩耍,偶尔抓个三两条小鱼,带回家养养。多伟河沿着我家右侧而绕,河的一边是我家,另一边是成排的水上人家——马来人经营的一排食店,颇有小江南的味道,惟其飘着咖哩香。我常常在雨天的时候,跑到家里楼上,打开窗户,像小叮当和大雄一样,坐到有屋檐的屋顶上,看着大雨在那些水上人家的屋顶倾盆而下,稀里哗啦地落到河里。大雨当然也落在了我家屋顶,还落在了午后一户养鹅人家的水潭里,注满水的水潭,鹅鸭成群戏水,烟雨朦胧的日子,无忧的日子,转眼也成云烟。 随着我们的长大,年久失修的祖屋,每回下雨总像个破篓子般哗啦啦地漏水,流淌在吱吱作响的楼梯。还有那原始的茅厕,一个坑加四块板一个盖,蠕虫和苍蝇四飞,还有下过雨后偶尔造访的蛇鼠龟鳖。童真确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小小年纪的我,真没嫌弃过这个破房子。也不了解父母和地主吵的嘴,不了解不准维修房子、不准翻新茅厕的个中心酸,只觉得长期堆在屋旁的新式马桶形状真新奇。 12岁坐上搬家罗里的后座,曾经的“罗再来”,还有多伟河在我眼里渐渐远去,越渐渺小。到了城镇生活后,突然就有了人群恐惧症,我想是因为从未曾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上学的时候,远远看见食堂人头攒动的我,竟然转身逃跑,恐慌异常,宁可饿着肚子回家也无法鼓起勇气挤入人群。有好些年我都是一只不合群的沙丁鱼。 当白色的毛发爬满父亲的头部和眉眼,祖父所攒下的土地,随着地方的发展,一块块换成了白花花的银子。有一回父亲那几位年过半百的侄子吵吵闹闹来到我家门前,因钱财分配不均,要家族里现存辈分最大的父亲主持公道,他们走后,我气鼓鼓地问父亲,为何还要如此和气?当年不也是大房把“罗再来”掏空,让稚龄的父亲被迫担起一个家吗?这些年住过猪圈、晒过咸鱼、打过谷种,一身劳碌病难道不怨吗?父亲毕竟也是祖父的血脉,难道不也应得一份吗?每次说起这些,父亲总是轻轻地说:“那都是上一代的事……”。 有一回选举,我载着父亲到多伟投票,阔别20年,再驶向记忆中的多伟河,若不是父亲喝住我,我大概会一路狂驰而过,错过了曾经的家门,坐在罗里后座时印在脑海里的宽大的多伟河和曾经的“罗再来”都变得好渺小,以往要数好多步才能到达的彼岸,距离竟然变得如斯地短。最让我黯然神伤的,是多伟河的沦落,如今只有大水沟的规模,干涸的溪流,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小鱼。 想我们的先辈南来,这水势涛涛,不出三代,河床竟尔萎缩至此,不胜唏嘘。至于小镇后方的“大港”之现况,我已不堪探究。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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