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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7小时前
妈妈中风3年了,拉撒不能自理。她包纸尿裤,心不甘,情不愿。 病发初期,住在医院里。由于挂尿袋,没有为她处理大小便的问题。服侍的护士,一天收集一次尿袋。在一旁帮忙看护的我,还算轻松。 一个月后,割牌回家疗养。做复健。问题来了,妈妈不要包纸尿裤。理由是不习惯。后来通过大家的游说,勉强包了。这让我帮忙看护的儿子,轻松了许多,要不然,不到一个钟头,她都要尿失禁至少一次。 3天过后,尿疹来了。去药剂房买止痒膏为她涂,不见效。带她去看医生,可是件大阵仗。医生说对纸尿裤敏感,拿了另一款止痒膏后,就回家了。 询问了一些人,找到纸尿裤专卖店,买了质地好,吸尿量大的尿裤。至于通不通风,我不敢说,毕竟我没有穿过,不晓得。但妈穿过3天后,又出尿疹了。看了医生,涂了药膏,情况有所改善。和我一齐做看护的弟弟商量,是不是给她老人家喝太多的水,或者换纸尿裤不够频密。我们减少给她水喝,尿量马上减少,但老人家发高烧了。 载一个行动不便的人出门,比牵着一只乌龟去散步还要难。又抱又轮椅,抱上车,抱下车,好像在抱起一包洋灰,多抱几回,自身腰痛到不行。 医生说尿道发炎了,要多喝水。水喝多了,尿液自然多了。一天3块尿片不够换。一套10片装的纸尿裤,用不上3天,宣告用罄。而妈妈的下体,又痒又抓,口里不知囔囔什么,叫服侍的人十分为难。所谓“久病无孝子”这句话,顿时有着一点点的体会。 这样和妈妈穿和不穿纸尿裤的争执,没完没了。由于我要上班,照顾妈妈的吃喝起居,多由单身的弟弟负责。因为受不了妈妈的喃喃嚷嚷,弟弟不为她包纸尿裤了。改为只要妈喊一声要小便,就要急忙扶她上“坐厕”。这样几个礼拜下来,弟弟的黑眼圈越发严重,因为晚上的睡眠严重受到干扰。 弟弟的节俭让我泪目 有一天,弟弟出车祸了,留院就医。看护妈妈的责任,自然落到我身上。白天给她按按摩,晒晒太阳外,就是处理吃喝拉撒了。这几十分钟就要扶她一次的小便,也令我精疲力尽。 夜晚入睡后,几乎每一个小时,妈就喊小便一次。然后就喝口水。一整夜下来,弄得我头昏脑胀,不得入眠。到了第二天,整个人昏昏沉沉,心情十分低落。这让我想到弟弟长期起早摸黑,不发一句怨言,对他肃然起敬。 然而妈对弟弟颇有微言。说他睡到日出三竿,太阳晒到屁股还不愿起身。妈还停留在她的时代生活,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观念里。未中风的日子里,妈一贯早起。还保持作为一位割胶工人的早起的生活习惯。 第二夜,我坚持要妈包纸尿裤。虽然半夜妈喊口渴,起身给她喝一次水外,大家还睡得安宁。 第四天,尿疹来了。虽然我天天早早为妈冲凉,尿疹还是来了。妈又捉又闹,弄到大家都很不愉快。刚好妹妹请假回来探望妈妈。她同情妈妈的尿疹投诉。是夜就由妹妹陪伴妈妈入睡。第二天妹妹说她昏昏沉沉,我听后不语。第二夜,妹妹也坚持为妈妈包纸尿裤入睡。 一个礼拜后,弟弟回来了。虽然还有些皮外伤口,大至上已复原。看看刚刚痊愈的弟弟,妹妹就多留下陪伴母亲几天。 母亲口口声声说可怜弟弟。单身又没有收入。只靠捡破烂,纸皮过生活。万一她老人家不在世,如何是好。世人说得对,母亲对儿女的爱,是一生一世的,一点也没有错。 母亲身高1米6,病前约80公斤,在女性中可算是大块头。她声如洪钟,目前气游若丝。靠着一把胶刀和打杂,把4个小萝卜头拉扯长大。目前体重只有一半,似呼皮包骨。外号“女高佬”的她,手臂、大腿及小腿,摸到的都是骨头。为她冲凉的我,感到淡淡的伤悲。 经过许多回的针灸后,母亲恢复了说活的能力。口齿不再含糊不清。只是一贯劳劳碌碌的她,一旦闲下来,浑身不舒服,说这儿痛,那儿酸。弄到我们作儿女的,烦不胜烦。 有一天,母亲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弟弟。看他靠拾荒的收入,不够钱买纸尿裤。我忽然看到一幅画面,弟弟把未完全湿透的纸尿裤,分拆开来。然后再把干的吸水性棉花,凑成一片“新纸尿裤”。我遥望墙壁上的一幅白纸黑字:百善孝为先。它像一道光直戳我心。和弟弟相比,我对待母亲的眼神、眼色、说话的语气,何止可用“抱怨,粗暴”4个字来形容。 再瞧瞧弟弟把“新组装纸尿裤”挂在晒衣架上曝晒,他的节俭与苦心,我全然视若无睹。这哪里是一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哥哥呀。 余晖下,在满眶的泪水中,感觉徐徐微风吻过面颊。在朦胧的视觉下,仿佛看到挂在衣架上的纸尿裤,像白鸽子的翅膀,在荡呀荡。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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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4天前
5天前
1星期前
在收到雪虹寄来的《林门郑氏》后,我将它放在桌角上,过了一段日子后才读,像是要冷却一下它的烫。我知道任何跟妈妈有关的字眼都会让我决堤。 我已经预感我会嗅到的相似气味,在去年和雪虹见面意识到她也姓林,这个福建最大的姓氏之一时,就已经嗅到的,热带闷热潮湿,阳光如暴雨一样击打进女性的骨头,使之酸痛肿胀,又只能在夜里静息辗转的痛。像风湿一样,蓄积在膝盖手肘各处关节里,只要一落雨,就开始疼,永远,永远地疼下去。 在开始读《林门郑氏》的那天,我也在读李翊云的《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本散文集写于她的第二个儿子过世后。在同名的那篇文章里她写到在孩子走后,她开始照料花园,但是她拒绝赋予花和植物任何比喻或象征性的意义,像人们通常会期待的,通过隐喻的魔力安慰自身。她希望它们仅是它们自己,承认衰败和死亡本身,是一件又一件事实。“Neither my garden nor my writing will solve what is insoluble in my life.”(不论是花园,还是我的写作,都不能解决我生命中那些无法解决的事。) 在读《林门郑氏》的时候,当我不断想到,这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雪虹失去了她的妈妈,这是真实的,总会一次次被这个冷冷的事实刺到。 死亡,是一件发冷的事实。 因为此前读过雪虹的散文集《别处的月光》,我大概能想见北方,尤其是北京的岁月如何冲刷了大家想像中马华文学粘稠的气质,让她的文字有了冷调和沙砾的质感。但在这冷下面,又涌动着滚汤的岩浆。 当我想像她是如何回忆自己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医院,也是母亲开始面对死亡的医院,我相信她一定用了很大的力气,让清晰的文字从模糊的泪眼里落下,刻下,留下。 人其实可以很容易将自己纵情于情感的宣泄里,那也很重要,self-confession(自白)可以帮助痛苦中的人度过很多艰难的时刻。但更难的是,慢下来,去看这个痛苦的果实的四周,紧紧包着果核的果肉(甚至是腐烂的),以及它外层的皮。要让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在其中不得其法,无法动弹。甚至要像把玩一个核桃一样,去感受痛苦冷下来后的纹理。 所以在《林门郑氏》里,她要去看母亲的身体净身仪式的地方,去看墙上挂着“礼字”的木牌,去看那张白布后面的冰箱,其中第二层上面写着“林门郑氏”;去看母亲的记账本,“06.01.2002,学杂费,RM2512;06.01.2002,生活费,RM400;21.02.2002,生活费,RM400。”看见这些事实、细节,就像看着花园里的那些植物,不是也很难能为自己萃取出任何意义,那些可以更好地活下去,更知道怎么去爱的方法论。而是为了重新回到对方生命的“现场”,看见她。这些事实本身,已有千钧之力。 她通过一张张照片走回青年时期班上最高的那个女孩身边;那个在婚后把头发剪得更短的女性身边;那个骄傲地去参加长女的毕业典礼的母亲身边,还有最心碎的一张照片——那个在经历化疗后已经变得不真实的母亲的脸的照片。(近看妈妈的脸,其实是一件恐怖到心碎的事。)好像这个叫做郑锦的女人的一生已经模糊了,混杂了太多不得已和被命运推得走的时刻,在她离开后,被女儿用一张张照片,重新扎回到照片墙上,重新locate(定位)她的位置。 我突然理解几天前,为什么我会为安妮‧埃尔诺的《A Man’s Place》(一个男人的位置)哭。 那天下午我在家对面的西餐厅自习,想把最后几页《A Man’s Place》读完。坦白说,这是读过的8本埃尔诺里我共情最少的一本,也许是因为没有体尝过那种皱巴巴手掌给出的父爱,我抱着只是“finish it”的心情读完。 但不知道为什么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我还是为这个男人的一生落泪。 我看见她的父亲缩成了一块小小的人影,就像《林门郑氏》封面上的那个剪影,到最后,人就是这样一张薄薄的剪影。不论此前这个人的身上载负了怎样让人恨,让人爱的一切,最后,就是这样一张白色的,轮廓模糊,可以被看成任何人,任何他,任何她的剪影。 我看见安妮‧埃尔诺坚持了一本书的“距离”,让这个来自工人阶级,最大的骄傲是女儿走进了他曾经被嘲笑的世界的男人,回到他的“位置”。但还是在最后无法抑制地哭出来,“while I was writing this book, I was also marking papers and sending out model essays because that’s what I’m paid to do. These intellectual games aroused the same feelings in me as luxury, a feeling of unreality, and wanting to cry.”(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我也在批改论文,寄出范文,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些智力游戏让我有一种奢侈的感受,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种让我想哭的冲动。) 因为她必须在距离她最远的世界里写离她最近的人生。 我们这些逃走的女儿和永远在另一处的“郑锦”的距离,已经在彼处又好像仍在此地的距离,通过文字制造了某种理解和救赎的安慰,但又同时深深意识到其间永恒的失落的距离,还有在书写他们的“位置”时,感受到的我们的“位置”的距离。 是这些,让我心碎。一个人的衰败和另一个人的无能为力,无法靠近也无法远去,让我心碎。 我走到咖啡厅外面,因为不断有路人和客人走过,我想着赶紧哭完就进去,可是不知为何我越哭越凶,擦掉眼泪又溢出,像一阵阵袭来的呕吐从身体涌出,无法抑制。我想啊,你的爱,你的恨,都不能抵住这个人终究要消散的事实。 等到这个身体终于哭完了,连绵了几日的大雨也终于停了,我抬头看见鱼尾葵因雨水而饱满的绿,和它被烧焦的鱼尾。树皮在浸湿了雨水后,被撕裂的部分也更加明晰。 回到咖啡厅,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句子是,“I don’t know how to hate with love, and how to love with hate.”因为脆弱和不知如何是好,我又写了一首诗。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发微信说想我,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说担心我到“那一天”会更难受,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每过一段时间妈妈都要把这些担忧说一遍,每次,也都是以我带着哭腔振振有词的发言,和她看似更理解了我一点的安慰的结束。 挂掉电话后,我回到书桌打开电脑,写完了昨天下午在咖啡店写的那首诗,这样想妈妈的电话打得也很及时。我把诗发给她,收到一个大哭和拥抱的表情,“看了很难过,心疼女儿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了。”妈妈不劝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写诗,不能带来救赎,也不会给我带来答案。写到最后我只是把那个问了自己千百遍的问题再问了一遍,更深地叹了一口气。它只是一种陪伴,陪着我再感受一次这些情感,陪我在大树下再大哭一遍。 李翊云在《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里写到她拒绝“grief”这个词,因为在现代文化里它暗示着这是会有终点的一个过程,或早或晚,你会证明自己能够很好地活下去,而身边人也会更少因你的悲痛而尴尬。所以,她说,“I don’t want an end point to my sorrow.”(我不想我的悲伤有终点。) 《林门郑氏》可能于雪虹也是如此吧,即便到“那一天”,恨不会消散,爱也仍在继续。 当我习惯性地往后翻看还剩多少页时,会猛然收回手并感到羞愧,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止是纸,而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母亲,活生生的死。她63年的人生(在葬礼上甚至为了吉利被写成“享寿六十八”),都在这260页里,每一页都很重要,对雪虹和她母亲都是。最后一页,最后一天,是对活着的人而言的。 死亡这个事实不会随着这本书的结束而结束,不会因为它变成了印刷体,变成了一个实体的小书,为写作者带来了一些荣光和安慰后就结束。文字——在用力地陪我们重走一遍这些痛苦后,再告诉你,后面的路你还是要自己继续走。 有一些事,是可以通过书写缓解的,但失去妈妈这件事不是。 林门郑氏,雪虹的妈妈。我想到我的奶奶也姓郑,在多年前妈妈选择离婚,当我坚定地支持并试图开导奶奶时,她站在楼梯上对着楼下的我说,“你不是林家的人,你走。”但她明明也不是,她是郑家的人。理论上,我才是。 我想过去掉林姓,以此反抗父姓制,但我太喜欢林这个姓氏,它本来只是关乎绿意和生命的。这个美丽又沉重的姓,像榕树的树根细蛇一样盘住树干,往周围的土地抓伸,你会感到窒息,也会感叹它恐怖的生命力,你会想要剪断这些粗壮的须根,或者反过来绞杀它,但很快会发现它们早已紧紧缠绕在一起,连同你最深的爱,和最深的恨。 我久违地忆起年少时读木心的一句话,那时候只觉得美,“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母女俩在逃离与守候之间 【马华独立国】叶福炎 / 她的名字是郑锦
1星期前
1星期前
这个独特的工作台,上半部是机身和机座,下半部为机架。机身中央写有“飞人牌FLYING MAN”的金色字体,右边是可转动手轮。机架最下边是脚踏板,有条皮带连接机身与机架。这是一架老式缝纫机,是昔日外婆赠送给母亲的礼物,更是家庭主妇的工作台。 母亲婚后便当起家庭主妇,每日工作范围多在家里。她的工作台何止一个。洗刷衣服的地板、厨房里揉面团的台面、教孩子写字的桌面、能让她大展厨艺的灶台,通通都是她的工作台。这架缝纫机也是其一。只要听见熟悉的“哒哒”声,便知道她又在反复踩踏脚踏板,在缝纫机上劳作了。 缝缝补补的爱意 工作时,母亲习惯把剪刀、笔、卷尺、布料、线等等搬到台面,在这里测量、裁剪和缝合。有时台面很凌乱,可她并没有乱了思绪,总能随手抓到需要的用具,清楚知道下一步要怎么缝。记得小时候家里有碎布,母亲见丢了可惜,便把碎布剪成整齐的方形,再一一连接它们。她说是给我缝制的,年幼的我嫌它丑,怕被嘲笑,殊不知它可是一条承载着长者满满祝福的百衲被啊!如今,盖上它,依旧感到一丝温暖。 母亲在这里曾为孩子的校服缝上校徽、更换裤子的松紧带、缝补破旧衣物、缝制枕头套和碎布垫子。她认为用缝纫机缝制的总比手缝的来得牢固。母亲很爱惜缝纫机,工作结束她会用布把它遮盖好,免受灰尘弄脏。皮带断了,她尽可能把它修好,只愿未来能继续操作。母亲不是专业的裁缝师,没能以一技之长帮补家用,还常感叹自己的作品手工粗劣,只求家人不嫌弃。其实不然,她在这里的缝缝补补已为一家人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我们应当知足了。 如今,这工作台也成了我发挥创意的空间。那时为保养新车,见家里有剩布,便上优管搜寻资料,跟着教学方式同时随现况做出调整,缝着缝着,没想到在母亲的协助下,我竟能DIY制成了汽车座椅靠背的保护垫和车窗的防晒窗帘呢!除了这些,我还曾为自己的日记缝制布书套。这样一缝,还真让我省下不少钱。 感恩外婆赐予的工作台,让很多不可能变可能,让我们过得更安逸踏实。
2星期前
2星期前
2星期前
我的工作台在书房里。房间不大,却放着一张供我们一家三口共用的长桌。这里成了我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桌子的一角摆着电脑、键盘和鼠标,看似普通,却是我养家糊口的工具。作为一名在家工作的翻译员,这个小角落几乎就是我的私人办公室。 每天清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我的工作日便正式开启。关上房门,打开电脑,手指落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声为一天的忙碌定下节奏。那声音虽显单调,却提醒着我,此刻我不仅是一位母亲,还是一名职场人。 桌旁总会有一杯水,清澈、安静,就像是我默默的陪伴。电脑的另外一侧堆放着女儿的学生刊物,书页间夹着她写下的练习和答案。每当我空闲时,便会随手翻开几页,批改她做的练习评估。这让我在繁杂的翻译工作中,重新感受到母亲的身份与责任。 电脑旁边还放着手机,屏幕偶尔亮起,那些闪烁的消息提醒我,生活不只是指尖与文字的往来。每当灵感断裂,我就会给姐妹发个信息,随便聊聊家长里短,分享片刻的琐碎与轻松。有时候,这些不经意的插曲,比任何咖啡都更提神。 我通常会在工作台前待到上午11点左右,那便是我的下班时间。我的工作日并不是每天都过得充实。等候新任务的间隙,我常常望着屏幕发呆。更多时候,我会点开几段短剧,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只是放松一下。可看着剧情起落,心里却一直盘算着,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离开这张桌子。 母亲与职人的双重角色 孤独也常常悄悄溜上心头。虽然名义上我也有同事,但他们全是通过网络联系的陌生人,没有面对面的笑声,没有茶水间的寒暄。很多时候,除了键盘声和我自己的呼吸声,整个房间一片寂静。这样的日子久了,难免会生出一种被世界遗落的感觉。 我的工作台并不华丽,它甚至有些单调。但它承载着我作为母亲与职业人的双重身分,见证了我每天的劳作与思索,也记录了我的喜悦与倦怠。它像是一个静默的朋友,不声不响,却始终守在我身边,陪我度过一段又一段平凡却真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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