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絲路、血脈相連 . 追溯廣西與東南亞的文化淵源



作者/中國駐古晉總領館程洪領事
凡是交往,皆於文化。文化影響人們的交往行為、交往方式、實踐活動、認識活動和思維方式。正因為如此,文化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交往的重要橋樑,是維繫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密切的感情與歷史紐帶。中國廣西省因其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區位優勢,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往來、民心相通由來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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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西與東南亞國家文化交流的優勢
中國地大物博,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而東南亞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互鑑之地,歷來有著“文化博物館”的美譽。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有著悠久而密切的文化交流關係,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明朝時期的鄭和下西洋就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典型例子。一直以來,鄭和的故事在東南亞國家廣為傳唱,有關鄭和的文獻、文物、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已經成為東南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古代中國南方和東南亞都屬於“銅鼓文化圈”,早在2000年前,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就已經在銅鼓製作方面展開了交流,雙方銅鼓文化相互影響。另外,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對越南以及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而生活在東南亞地區的很多華人華僑也深受東南亞文化習俗的影響,雙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與東南亞山水相連的廣西在這方面也比較突出。
首先,廣西位於中國南疆,地處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交匯點,是中國與東南亞山水相連的惟一省區,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沿海、沿江、沿邊的獨特區位優勢,因此成為東南亞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成為中國與東南亞民間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
其次,廣西是中國的第三大僑鄉,來自廣西的大部分華人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的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因此,廣西與東盟國家有著密切的人文關係。
第三,廣西的許多民族與東南亞國家的多個民族是同源異流的關係,雙方地緣相鄰、文化相通、習俗相近,廣西的壯族與這些國家的一些民族在歷史上早已有一定的交往,這一民族親緣關係會為雙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產業合作起到催化促進作用,從而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友好關係的發展。
此外,廣西與東南亞信息、文化交流已有相當的基礎和豐富的途徑,已經樹立了獨特而多樣的文化形象,更是與東盟國家保持了悠久而友好的文化交往歷史。
二、廣西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歷史
早在秦朝時期,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就建立“南越國”,疆域涉及今廣東、廣西大部及福建、湖南、貴州、雲南一部和越南北部,後在越族地區設置交趾、九真二郡,推行“南北交歡”、“和輯百越”、“漢越一家”等政策,推廣漢族文化。
西漢時期(約公元前200年),北海合浦作為史稱“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就已是當時許多漢帝國使節、海商船行東南亞諸國交流、交易的出發地了。這在班固的《漢書·地理書》已有記載。在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約公元2世紀末),廣西人士燮任交趾太守,其兄弟數人分任九真、合浦、南海諸郡太守。士燮在交趾提倡詩、書、禮、樂,推行中原文化和孔子學說。東吳時期,時任交州刺史的呂岱除了派員赴“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寮國)進行“南宣國化”,還派官員康泰、朱應出使東南亞諸國。
回國後,康泰著了《吳時外國傳》,朱應著了《扶南異物志》,均記載了其海外見聞。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廣西狀元王世則在受宋太宗委派出使交趾處理事務時,寫下了在交趾的政治、經濟、風俗民情、山川地理等見聞,回朝時奏報皇帝。南宋時曾在廣西任職的周去非也寫下了《嶺外代答》,記錄了當時地處中越邊境的“邕州永平寨博易場”和“欽州博易場”每日貿易的繁忙景象:“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錦、羅、布而去”。
明朝嘉靖年間,廣西學者李文鳳根據自己為官駐兵邊疆的事實,寫下了介紹當時越南風情風物的《越嶠書》和《越嶠方載志》。在清朝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越南阮福映建立阮朝,並按照慣例攜帶國書與貢物,向大清朝廷請求封號,清仁宗遂命廣西按察使齊布森赴越南,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
由廣西北海市創作並演出的大型舞臺劇《碧海絲路》,以藝術的形式重現兩千多年前廣西與東南亞交往歷史,印證了廣西與東南亞交往的文化淵源。
大型舞劇《碧海絲路》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中國首部以中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為歷史背景創作的舞劇,講述一個發生在公元前111年動人的異域愛情故事。當時由於陸上絲綢之路受到大月氏和安息的阻礙,為開闢海上絲綢之路,漢武帝派遣以大浦為使臣的遠洋船隊,滿載黃金、絲綢、瓷器等貨物由北海合浦大浪港出發,船隊沿著中南半島,途經今天的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地,遠航到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開啟了中國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航行,最後抵達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途中船隊偶遇一艘正處險境的南亞小船,一名美麗的姑娘在與暴風雨搏鬥中岌岌可危。巨浪襲來,小船被無情的大海吞沒,大海中的姑娘在拚命掙扎著。勇敢的大浦奮不顧身地救起了生命垂危的姑娘。被救起的姑娘正是酋長的女兒梅莉莎,她對大浦由感激從而產生愛意。歷經數年生死海路,深愛阿斑的大浦婉拒了公主梅麗莎的求愛,不辱使命,帶著國王贈送的玉器與香料凱旋返航,踏上故土。
該劇弘揚了中華民族忠誠、勇敢和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彰顯了“海上絲綢之路”在推動中外友誼與合作、和平與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正如歐盟委員會交通總司司長霍洛萊2013年7月5日在觀後發言中所指出的:中國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連接了中歐的古代“絲綢之路”。現在我們開始著手建設新的“絲綢之路”,並且致力於將其建設成為21世紀的“絲綢之路”。
三、廣西與東南亞國家的社會關係和地緣關係
廣西與東南亞國家有著密切的社會關係和地緣關係,這些關係都源自於中國古代南方族群“百越”。百越的一些語言、風俗、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及文化特徵,至今在壯族、仫佬族、布依族、傣族、泰族、老族、撣族、儂族等廣西、雲南以及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民族中依然看到。如廣西的京族與越南的京族(越族)、芒族都同源於百越中的駱越,至今他們還使用相同的語言、服飾和習俗。越南的儂族、岱族也與廣西的壯族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他們都同源於百越中的西甌、駱越,在語言、服飾、習俗、宗教信仰、文化特徵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泰國的苗族、瑤族在歷史上也是經廣西、雲南一帶南遷過去的,他們在民族文化、民俗方面也與廣西的苗族、瑤族有許多相似之處。
《嶺外代答》還記錄了交趾(今越南北部)青年在農曆三月三日聚會、對歌、拋綵球、定情定親的習俗:“交址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為行列,以五色結為球,歌而拋之,謂之飛拖 。男女目成,則女受拖而男婚已定。”這一習俗與廣西今日壯族民間的“三月三歌圩”、對歌、尋覓意中人、拋繡球、定情定親的習俗如出一轍。
另外,歷史上許多廣西人和其他外省人一樣,因躲避戰亂、謀生或當勞工,而移民遷居到東南亞地區(俗稱“南洋”)。他們帶去和傳播了中國文化,也融入了當地的社會和文化,建立了與當地人、外來族群長期聚居的華人族群,創造了獨具地緣關係和地域特色的華人文化,豐富了東南亞國家文化的多樣性,形成了華人文化、西來文化和當地傳統文化共存的東南亞文化特徵。
廣西與東南亞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文化認同、地緣相鄰、族群相親、血脈相連,民心相通匯聚成了今天廣西和東盟在藝術、教育、飲食等多元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方面的人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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