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慰安所里的凄婉歌声

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诸多有违人道的罪行，奸掳烧杀，穷凶极恶。其中，恶名昭彰的慰安妇制度，给许多人带来了一生的创伤，也是日治时期所有女性及其家人的集体梦魇。

慰安妇制度始于1931年，日本海军指定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为海军的慰安所，其中最早一家是“大一沙龙”。此后，从东亚到东南亚，但凡被日军占领的地方都设立慰安所，透过各种诈骗、威吓等手段逼良为娼，很多女性在军法淫威下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日治时期的古晋，日军占据了市区的所有豪宅，其中有部分就充作慰安所用途。位在猫眼岭上慕娘公司经理的豪宅，据说是当时最主要的慰安所；其他几处慰安所包括——达闽路的福建学校；圣玛丽学校的宿舍，即早年福建侨领王友海家族的故居；而达闽路的田家庄园则为高级慰安所，主要为日军高级将领提供服务。

1942年3月12日，东京陆军司令部致函台湾的总参谋长，通知对方司令部已任命3人前往台湾挑选50位妇女，作为派遣到砂拉越服务的慰安妇。3个月后，台湾方面再收到指示，必须多增加20名慰安妇，理由是第一批“无法满足需求”。这两批慰安妇相信被送往美里和汶莱，日军在那一带部署了庞大的军力，以保护当地的油田。

受骗过来，被迫提供服务

根据Bob Reece撰写的《日治时期》（Masa Jepun）的记录，当时居住在汶莱马来奕的一位裁缝师，每天目睹慰安妇经过家门口，到附近去检查身体；其中有些慰安妇请她帮忙缝制衣服，她们以英语或闽南语交谈，慰安妇透露每天日夜要为很多士兵和军官提供服务，导致“她们走起路来姿势怪异”。

从这段简短的记录，可以约略得知慰安妇所受到的残忍对待。因此，日军在战败投降之时，把大多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都报销，毁灭证据。书中也提供一些口述资料，指出古晋有不少慰安妇来自韩国和爪哇，以猫眼岭慰安所总部为例，几乎都是爪哇籍的慰安妇，为数二十多人，每个房间里安排了两个慰安妇。她们当初答应到古晋从事书记和打字员的工作，抵步后才发现受骗，被迫提供慰安服务。慰安妇必须经常体检，然而因为日军的荒淫无度，性病依然无处不在，对性病具有疗效的盘尼西林供不应求，以致市面上出现了假药。

砂拉越著名政治领袖、砂拉越人民联合党首任党主席已故王其辉，也是王友海的曾孙，曾经忆及在日治时期途经其家族故居，听见充当慰安所的宅第内传来悠悠的歌声，原来是爪哇籍的慰安妇在唱着印尼民歌《梭罗河畔》，歌声凄婉，充满思乡之情。可以想像，远离家乡被胁迫提供性服务而痛苦度日的慰安妇，内心苦楚与羞愤却无处倾诉的窘境。

匆匆出嫁避免被抓走

另一方面，根据两个欧洲护士的口述，日军从台湾和韩国安排了不少慰安妇到古晋，同时也雇用4个古晋的妇女，到甘榜地区物色年轻女子为慰安妇。当然，慰安妇的阵容中，也少不了本地华人和达雅人，这些被相中的少女，大多不到20岁。为了避免被日军抓走，当时有很多少女匆匆出嫁，而日军似乎对已婚女士还是比较尊重的，大致上不会对已婚女性下手，这是在采访一些经历过二战的老古晋时经常提及的事。

在占领一段时日以后，有些日本军官不再满足于慰安妇的服务，开始在本地物色固定的伴侣，甚至透过日治政府的一些文员协助安排。他们提供米粮和稀缺商品为“提亲”的物品，原住民女性很常成为军官的目标，住入到豪宅内。起初，日本官方政策禁止或严格限制日军和本地女性通婚，到了1943年初则出现政策U转，允许并承认这类婚姻。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治后期，很多台湾和韩国慰安妇被日军遣返，但爪哇籍的慰安妇则没有做出任何安排。日军投降以后，多数家庭将各自的女儿带回家，然而有少数慰安妇则不受家人的欢迎和接受，身心俱创，命运坎坷。

慰安妇制度留下的耻辱历史，不应该是在受害的慰安妇身上，应该被谴责的是当年主战的日本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