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巫23日讯)砂拉越文化研究学会会长拿督邓伦奇指出,五六十年来,许多人有意选择对反帝反殖历史经历“失忆”,那些既敏感,又有争议性的事,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伤痛,所以大家选择不要去碰触,连讲都不讲,更别说是书写。
“这一段五六十年不敢公开碰触的议题,星洲日报敢敢去碰了,这一段不能抹杀,跨时代的历史事件不要再扫在地毯之下了。可能经历50年后,人事变化很大,已经可以摆在桌面上,摆在太阳下了,否则年轻一辈对当年的事一点概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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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很多人都避免书写这一段历史,不论是学校的历史,还是社会历史,都让它留下空白。老年及中生代都有觉察到这一点,不过新生代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感谢星洲日报能秉承一路来的原则,那就是对社会负责,将这一段历史公开。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些年’的主导者詹雪梅,是作为第二代人的她把三代人串联起来,让第一代通过第二代传承成第三代。”
他续说,去年的“那些年我们走过反殖”访谈讲座及作为总结的今天,同样都是老、中、青三代人聚集。身历其境的主讲人是第一代人,他们经过了那么多苦难,能以淡然的态度,在非常平和的气氛之下诉说当年的理想与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一代人将亲身的经历的真实故事说出来,第二代人的父母、亲友可能过去都有参与过,或许有点记忆,但是却是模糊的。而十多岁的青少年更是没有印象,幸亏在3代人之间有中间的那一代协助衔接,第一代的事才能通过第二代,让第三代人感受到,知道过去曾发生的事。”
邓伦奇在星洲日报主办的《那些年还没说完的故事》推展礼及“那些年我们走过反殖”征文及摄影赛颁奖礼上致词时,如此表示。
“文字创作赛收到50多篇青少年作品,到底我们说出了当年的事后,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丢入水里的石头到底能泛起怎样的涟漪?”
“那些年”是文化工程
邓伦奇也强调“那些年”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文化工程,而流传下来的东西会不会发出火花,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在细读学生的作品,发现字里行间充满激动及感受,对于真假对错有强烈的是非感。
“英雄出少年,少年出英雄,‘那些年我们走过反殖’访谈讲座主讲人余清禄、俞诗东、黄冠俊当年也是少年,他们在十多岁就做了那决定。第一代人在十多岁就有了那一种选择,我不知道这一代人有没有那么快就做选择了。”
他说,对人生要有理想,但是单单有理想是不足够的,第三代,青少年们应该能坚持与吃苦。
邓伦奇指出,人性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不论是通过宗教还是教育,将来的社会还是充满著不公不义,一定有压迫、抗争,50年前发生的事,现在继续在发生。
“故事还未完结,时间是过去了,不过抗争的事情会完吗?对不公不义之事站出来反抗,会结束吗?”
他说,接下来的故事就由年轻人接著讲,接著做,这就是传承。20年后可能还有人出来讲同样的事情,那些年,那些事,而“那些年”这一类型的讲座在将来会在出现,也应该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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